粮食安全会受影响吗？蝗灾治理，难在哪？

在全民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之际，“4000亿只蝗虫抵达中国边境”的消息让很多人猛然一惊。真的有如此大的一场蝗灾即将降临?并非如此。“4000亿”是误传，但非洲地区确实遭遇了近2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蝗灾，而且仍在持续，而我们邻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蝗灾则基本告一段落。不过，更大的考验在6月，届时肆虐东非的蝗群将迁飞至印巴边境地区。提起蝗灾，很多人既熟悉又陌生，历史上中国经历了太多这种灾害，而过去几十年，有效的防治措施使其逐渐远离普通中国人的视野。但就国际而言，蝗灾依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阶段性出现，并对成千上万人的基本生存构成威胁。

蝗灾有普遍性也有“间歇期”

“蝗虫是国际第一大害虫，蝗虫引发的灾害也是第一大虫灾。蝗虫在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各大洲几乎都有分布。”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张泽华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蝗灾的发生并不是偶发或一次性的，而是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非洲、亚洲、欧洲都有。这次起源于东非的沙漠蝗灾害就其危害程度来讲，是比较大的一次。

此次东非蝗灾可追溯至2019年6月，彼时沙漠蝗就在也门等国大量出现。随着时间推移，沙漠蝗的数量逐渐增加，并跨越红海来到非洲东部。从2020年年初开始，灾情恶化，有利于沙漠蝗生存的气候条件使得这种害虫在东非、西亚、南亚和红海地区广泛繁殖，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情况尤其严重。到2月16日和18日，乌干达和南苏丹先后被监测到有蝗群进入。与此同时，蝗群在迁飞路径上产卵，预计在3月至4月间孵化形成新的蝗群。

作为沙漠蝗的主要分布地之一，蝗灾在非洲并非“稀客”，萨赫勒地区(北非撒哈拉沙漠和中部苏丹草原地区之间狭长地带的统称)在历史上即是蝗灾频发地，但像这次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向东非地区发布“瘟疫”(PLAGUE)一级的警告，如此大型的蝗灾却并不多见。根据FAO的资料，上一次非洲地区发生“瘟疫”级蝗灾是2003至2005年度。

那场蝗灾被称作15年来最大。蝗灾发生前，塞内加尔和西非西海岸国家雨量充沛，虽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但也为蝗虫迅速繁衍提供了温床。蝗灾发生后，塞内加尔动用军队抗击蝗虫，周边国家组成同盟，甚至让空军飞机组群喷洒农药。在投入4亿多美元，经受高达25亿美元农作物损失后，随着干燥低温的冬天到来，蝗灾在2005年初平息。

沙漠蝗被认为是所有蝗虫中最具破坏性的一种。在平静期，它们生存在西非和印度之间的沙漠地区，面积约1600万平方公里，覆盖约30个国家。一旦暴发，它们能快速影响地球约20%的土地、65%的贫穷国家。在南亚，这次的蝗灾已基本得到控制，但由于气候、土壤等条件有利于蝗虫繁殖，蝗灾或将于6月卷土重来，像此次受灾最重的印度拉贾斯坦邦届时可能会再次成为“重灾区”。眼下，印度正加紧采购无人机和其他设备，确保杀虫剂等农药储备。

沙漠蝗虫偶尔会迁飞到欧洲南部，甚至中部，但它们在欧洲的生存能力不行，欧洲冬季比较冷。不过，虽没有大规模蝗灾的担忧，巴尔干地区近年来受到的蝗灾威胁却在增加，尤其是多瑙河草甸成为蝗虫的栖息地。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也会遭遇小型蝗灾，比如去年6月，意大利撒丁岛遭蝗虫入侵，约2500公顷的农作物被摧毁。一些分析提到，撒丁岛蝗虫大增与之前两年的反常天气有关。

此外，2017年5月，希腊圣埃夫斯特拉蒂奥斯岛被蝗虫“占领”，全岛进入紧急状态;2016年，俄罗斯南部发生30年来最严重的蝗灾;2010年，澳大利亚遭遇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蝗灾;2003年，美国西部数州遭蝗虫侵袭……

中国也难以幸免。张泽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每年受灾面积在1.2亿亩左右，最高峰时曾经达到过3亿亩。中国在农田蝗虫防治上比较成功，而草原由于面积广阔，蝗灾此起彼伏，但国家相关部门积极综合防治，不会形成大的灾害，所以没有引起民众注意。

整体上，全球范围内，蝗灾虽然频繁，但形成大灾难的蝗灾却有明显的“间歇期”。FAO的数据显示，2004年前，非洲在1987至1989年经历了一次灾难级别的蝗灾，再往前是1967至1969年、1949至1963年、1940至1948年和1926至1934年。

蝗灾治理，难在哪?

在蝗灾史上，曾发生过一件奇事。1875年，美国西部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蝗灾，也是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大规模蝗虫集群。当时，数万亿只落基山蝗虫铺天盖地袭来，蝗群长约2900公里，宽约177公里，“大军”所到之处，片绿无存。然而，仅仅28年后，这种落基山蝗虫竟然绝迹了。

有关落基山蝗虫绝迹的原因至今存在争议，科研人员的一个主流结论是，它们被它们严重伤害过的农民消灭了，且是无意间实现的。原来，蝗虫产卵对土壤的湿度、紧实度等都有要求，而落基山蝗虫集中产卵的地方正是适合发展农业的河谷。19世纪80年代，美国西部地区的农业急速发展，大批拓荒者对土地的开发扰乱了蝗虫的生命周期，很多虫卵还未孵化就被扼杀。一些研究遗传问题的科学家称，面对灭绝危机，这种蝗虫缺乏遗传变异。

作为一种有害昆虫，落基山蝗虫被灭绝堪称农业发展史上罕有的一起案例。就治理蝗灾而言，除这种方式难以效仿外，不少专家提醒说，不能把蝗虫这个物种从地球上彻底消灭，而是要让它存在但不形成灾害。如果把这个物种从大自然界的一个食物链中去除，会破坏生态系统，后患无穷。

抗击蝗灾，通过飞机对蝗虫群喷洒杀虫剂被普遍视作最有效的手段。同时，要想有效遏制住蝗灾灾情，需要早做准备，对危机有非常早的预警。2004年肆虐西非的蝗灾发生后，批评人士认为抗击蝗虫的战斗发动得太晚，尤其是有关国家并未在第一时间听从生物学家有关蝗群即将到来的警告。实际上，尽管FAO提早一年就发出预警，但捐助国希望看到坚实的证据才采取行动。

蝗灾治理之难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无论是FAO，还是印度、巴基斯坦等历年受蝗灾影响较大的国家，当前基于气象监测和数据分析等手段的预警机制已十分成熟，但用飞机喷洒农药不仅极易造成土壤和作物污染，而且成本很高。印度蝗虫治理专家梅纳表示，经济损失只是肉眼可见问题的一小部分，“为抗击蝗灾，我们使用了大量剧毒和有害的化学农药，导致被喷洒的农作物无法食用，甚至不能作为动物饲料”。

至于国际组织倡导生态调控和生物防治，由于印度农业发展相对落后，种植作物相对单一，加上农民的固有观念，在印度推行起来有一定难度。此外，从印度和巴基斯坦蝗灾发展的历史看，其蔓延的路线受季风影响很大，增加了防控难度。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蝗灾历史的国家，中国曾使用过各种治蝗方法。如今，中国对蝗虫的综合防治已经有了成熟的方案，从虫害监测、化学防治到生物防治，经验丰富。但要想把蝗灾彻底控制住，进行国际合作、对周边国家进行支持和援助也很必要，因为我们面临的蝗灾不仅仅在内部——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时有蝗灾发生，威胁到中国，印巴边境的沙漠蝗有可能侵犯云南。

“以前中国没有力量向外输出蝗灾解决方案，现在中国正在积极帮助国外一些国家对蝗灾进行防治。”张泽华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已经在向非洲一些国家提供比较成熟的防治技术和经验，也向巴基斯坦提供了成熟的方案，为对方培养了多名技术人员，显著提高了巴对蝗灾的防控效率。根据官方消息，中国本周将派出由权威专家组成的灭蝗工作组赴巴基斯坦，协助巴方制定有针对性的方案，共同应对蝗灾挑战。

全球粮食安全会受到影响吗?

“有四个翅膀和六只脚的蝗虫来自南方和东方，像雪一样覆盖整个大地，它们吞噬田野和草地上所有绿色的东西。这种可怕的景象整整持续两个月。”这是史书对公元873年蝗群横跨大半个欧洲进行的一段描述。

在欧洲的历史记载中，大规模的蝗灾并不经常出现，平均每200-300年出现一次。德国马尔堡大学历史学家托马斯·沃兹尼亚克解释说：“这是一种特殊气候条件的必要组合，特别是经历高温和极端寒冷的冬季时。也就是说，蝗灾通常会出现在非常干燥炎热的夏天，紧随其后的是‘小冰河期’，地点先是亚热带地区，然后蔓延到温带地区。”

如前所述，无论是这次的东非蝗灾，还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大型蝗灾，其发生往往伴随着气候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在非盟峰会上说，气候变化在加剧蝗虫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FAO的高级蝗虫预报官员也称，过去10年，气候变暖使得印度洋气旋的频率增加，为蝗虫繁殖提供了理想条件。一些专家表示，蝗灾已经从“天灾”逐渐转为“人祸”，因为全球变暖往往是人为的。

这次东非蝗灾严重，除了气候原因，相关受灾国经济基础薄弱，无法对蝗灾在其发展初期进行有效应对也有很大关系。空中大面积喷洒杀虫剂被认为是应对蝗灾的最有效手段，但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等国根本无力进行空中药物喷洒，埃塞俄比亚仅有3架用于喷洒杀虫剂的飞机，肯尼亚仅有5架。

那么，这场蝗灾以及接下来可能发生的蝗灾会带来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东非是此轮蝗灾的重灾区，而该地区并非世界粮食主产区，而是粮食净输入区。实际上，在这次蝗灾发生前，整个东非地区就因长期的干旱和洪涝等灾害而有近2000万人面临严重食品短缺问题，饱受贫困和冲突之苦的南苏丹已有600万人面临粮食短缺，蝗灾以及接下来潜在的灾害令该地区的状况雪上加霜。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全球饥荒人口大概有七八亿，主要集中在非洲，遭蝗灾肆虐的东非很多国家都在此列。非洲粮食依靠国际援助的局面历来就有，从全球供需格局来讲，粮食供给量和需求量是基本平衡的，不会因蝗灾而发生大的变化。局部上，非洲缺少粮食的国家因蝗灾而面临更为短缺的局面，这意味着国际对非洲的援助面临考验，援助力度相比以前要加强。

有分析称，在当下这个时代，蝗灾基本上很难对全球粮食问题形成较大影响。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国也常遭遇不同程度的蝗灾，但应对蝗灾的能力不会导致出现粮食危机。不过，印度作为世界粮仓之一，小麦、大米等农作物产量居世界前列，蝗灾对印度的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

在郑风田看来，蝗灾所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不是供应量的问题，而是价格问题。他认为，灾害有可能带来国际粮价的大幅波动，使得原本接受国际援助的非洲国家购买粮食时更为吃力。“全球粮食价格有一个要命的问题，一有自然灾害出现，市场上一捕捉到一些风吹草动，粮食价格就会暴涨暴跌，导致一些粮食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陷入困境。”